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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守始終與時代同行的初心”

            ——訪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主任葉延濱

            作者:康春華 | 來源:文藝報 | 2019-08-05 | 閱讀: 次    

              導讀:中國百年新詩真實地記錄并表達了中華民族奮起反抗爭取自由解放的百年心路歷程,成為中國人振興中華的百年情感史……堅守中國新詩與時代同行的初心,不忘中國新詩與中華民族同呼吸、為中華復興而歌的使命,一定能產生這個偉大變革時代的偉大詩篇。

              問:在上世紀80年代初,您的詩作《干媽》獲得全國中青年詩人優秀詩作獎,并逐漸為更多的人所了解。您是從何時開始寫詩的,主要詩歌啟蒙來自何處?

              葉延濱:我是屬于上世紀“老三屆”插隊的那一代知識青年。1969年春節后,我到延安插隊,住進生產隊飼養員的家。他的家境很不好,僅有一孔沒有窗戶的窯洞,關上木門就什么也看不見。雖然生活動蕩不定,但我始終保持讀書和寫一點東西的習慣。1973年,我向剛復刊的《解放軍文藝》和《陜西文藝》投稿。投稿杳無音信,我仍不斷將稿件裝進信封投進郵筒。當過農民讓我知道,種不種在己,收不收靠天。年底我收到從《解放軍文藝》寄來的厚厚的一個大信封,里面是整齊編號的退稿,還有一封編輯寫的信,內容大意是說,我是他見到的最努力的作者,相信會成功。沒說寫得怎么樣。簽名:雷抒雁。1974年春節后,我得到邀請,參加陜西詩歌創作座談會。王丕祥老師對我很熱心,讓我當刊物的見習編輯。我可以到圖書資料室借閱封存的資料。在這段時間,我讀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出版的所有能讀到的詩集。我覺得這個圖書資料室就是我的大學,我的文學圣地。這些文學閱讀以及底層十年的生活經驗,讓我開始了詩歌的寫作。
             

              問:您參加了1980年第一屆青春詩會,能否回憶一下當時的情況?參加青春詩會對您后來的創作又有怎樣的影響?

              葉延濱:參加青春詩會前,我在《詩刊》發表了一組詩《那時我還是個孩子》,這是我進入青春詩會的入場券。青春詩會最主要的內容就是請文壇的著名作家、詩人給“青年作者”講課。第一屆的講課老師陣容強大,包括艾青、臧克家、田間、賀敬之、張志民、李瑛等。黃永玉、馮牧、顧驤等為與會者報告當下的創作動態,袁可嘉、高莽向大家介紹了世界詩壇,蔡其矯透徹地分析了一批著名的外國詩歌。這些都是中國文壇重量級的人物,他們給17位青年詩人講課,相互交談、對話、討論,展現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文學界特別是詩歌界十分可喜的開放、寬容和民主的氛圍。此時文壇的大家名流,多是剛平反重新回到久別的文壇,與會的青年詩人同樣來自生活的底層,大家都有共同的愿望,也對改革開放充滿了熱望與信心。對于我個人來說,參加青春詩會是我告別青春的一次儀式。我寫延安房東干媽的詩作《干媽》,就是在這次活動中被邵燕祥老師挑中并刊出的。
             

              問:從《星星》到《詩刊》,您曾當過多年的詩歌刊物負責人。在這些經歷中,您有什么收獲和感受?

              葉延濱: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我參與主持《星星》后,把推出青年詩人、重點扶植有實力的中青年詩人作為辦刊方針,讓《星星》成為青年詩人進入詩壇的入口,接納不同的風格流派。作為編輯,我的體會就是:一要對新事物敏感,二要對不同的藝術流派盡可能地寬容和理解。《星星》正是以其包容性,推出一批又一批青年詩人。1995年我被調入《詩刊》工作。我在詩刊先后任副主編、常務副主編、主編,工作了14年。在中國作協和中國出版集團領導的關心和支持下,在全體編輯和工作人員的共同努力下,《詩刊》在詩歌類期刊中一直處于領軍位置。我們國家有著悠久而優秀的詩歌傳統,我們要再創耀眼的詩歌輝煌,《詩刊》《星星》等刊物始終是詩人們的精神家園。
             

              問: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您認為70年來的詩歌總體呈現出一種什么樣的風貌?

              葉延濱:新中國70年的發展歷程,人民解放和國家復興應該是兩個最重大的時代主旋律。這些時代主題也成為詩歌創作的主潮。在這70年里,雖有起伏波折,但新中國成立初期與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詩歌發展的兩個重要時期。

              新中國成立之初,詩人們在詩歌中積極表現了翻身做主人的社會情緒。在當時,蘇俄文學對我們產生了重要影響。從普希金、涅克拉索夫、勃洛克、葉賽寧,到馬雅可夫斯基、葉甫圖申科、阿赫瑪托娃等,都對中國詩人產生過較大的影響。在創作環境方面,整個國家復興氣象和民族振興情緒,使詩歌出現繁榮景象。賀敬之上世紀50年代的《十年放歌》等抒情詩,孫靜軒的《海洋抒情詩》、郭小川的《向困難進軍》等都會讓我們感受到這種時代的氣息。1957年,《詩刊》和《星星》相繼創辦,推動了新詩在更大范圍產生影響,邵燕祥、李瑛、張志民、沙白、張永枚、嚴陣等詩人的作品展示了浪漫而風云激蕩的新中國初創時期的詩壇。

              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文學進入一個黃金發展時期,改革開放的40年,思想解放,藝術民主,打開國門看世界,回望傳統增自信,給中國詩壇注入了空前的活力。處于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交流的激流中,處于傳統與現代的沖突中,中國詩歌空前的豐富多樣。
             

              問:這40年來的詩歌創作,在紛繁復雜之中,有沒有一些共性的寫作傾向?

              葉延濱:在這個紛繁而雜蕪的舞臺上,認真梳理一下,大致有三種主要的流向,扮演著三種主要的文化角色:

              其一,面對世界的向外姿態。這是中國大陸自上世紀末以來,發育了數十年的影響深遠的現代主義詩歌潮流。上世紀70年代末,思想解放,對外開放,讓中國年輕的一代有機會接受到現代主義文學思潮,表現自我成為人性張揚的最有吸引力的口號。在一批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著名詩人艾青、牛漢、蔡其矯、穆旦、綠原等重返詩壇寫作的同時,一批年輕的詩人在新詩潮的影響下,寫人性、寫自我、寫意識流等,給詩壇以強烈沖擊。舒婷、顧城、楊煉等詩人學習現代主義表現手法,他們的作品被稱為“朦朧詩”。后來,現代主義詩歌一直在發展著。但隨著詩歌創作風格的日益多樣化,現代主義詩歌不再獨占先鋒詩歌的潮頭,對這股潮流的批評也時有出現。

              其二,面對現實的向下姿態。向下面對腳下土地的寫實主義和民間的姿態,這種潮流經過多次流變而成為中國詩壇上主要的新寫實主義詩潮。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一批曾受到打擊和批判的老詩人回到詩歌創作現場。同時,也涌現了一批優秀的青年詩人。他們的詩作表現底層大眾疾苦,呼喚思想解放和民主科學。中國作家協會1979—1980年度首屆優秀詩歌獎的大部分篇目,都是表現底層大眾心聲的作品。這種潮流得到了讀者的追捧,在推進中國思想解放運動中起到了鼓動作用,同時,其文學資源和詩歌元素大多來自生活底層,具有較強的民族性,而與現代主義形成并立潮頭。到上世紀90年代,中國詩壇這種向下的關注底層的詩歌發生一些流變,出現了新鄉土詩、城市打工詩等。這股潮流中的詩人,注重用生活中鮮活的口語作為詩歌語言,關注底層,為弱勢群體吶喊,同時強調自我獨特的創作風格。進入21世紀后,網絡的出現,加快了詩歌在民間的普及,在各地出現了大量杰出的青年詩人,特別是進入城市的新移民中的青年詩人。雖然詩人們的風格迥異,但成熟并風格鮮明的詩人正引領詩壇。他們的作品關注現實,將及物寫作與表現自我更好地結合了起來。

              其三,面對傳統的堅守姿態。堅守古典詩歌的傳統,堅守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傳統,堅守革命文學的傳統,也是中國詩壇沒有缺席的角色。中國有2000多年的詩歌傳統,特別是唐詩宋詞在藝術上所達到的完美境界,使中國古典詩歌有最多的喜愛者。這種傳統詩歌在當下中國仍有大量的寫作者,他們是中國文化的堅守者。在新詩寫作者中,也有堅守五四傳統,堅守革命文學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這些寫作者創作上堅守姿態令人敬重。央視的詩詞大會撐起了傳統詩詞的氣場,自媒體和手機又為各類寫作者提供了發表的舞臺,讓堅守者們有了文化自信。

              當代繁榮而雜蕪同在的詩壇,還存在一些令讀者感到不滿意的問題,認真總結和梳理新中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詩歌創作得失,會為我們在新時代寫出更優秀的詩歌提供寶貴的經驗和可能。
             

              問:回望歷史是為了更好地前行,您對中國詩歌未來的發展有什么樣的期待呢?

              葉延濱:中國百年新詩真實地記錄并表達了中華民族奮起反抗爭取自由解放的百年心路歷程,成為中國人振興中華的百年情感史。中國新詩在民族危亡和社會變革的每個歷史時期,都產生了代表性的詩人和里程碑式的詩篇。在五四時期,胡適的《嘗試集》、郭沫若的《女神》以及徐志摩、李金發、冰心、馮至等詩人的作品,都是開一代風氣的大家名作。抗戰時期,艾青、田間等一大批詩人的作品,記錄了中華民族危亡時用血肉筑起長城的精神。新中國成立后,賀敬之、郭小川、邵燕祥、聞捷、公劉等詩人的作品,記錄了一個站起來的新中國所激起的喜悅浪漫情懷。直到改革開放,重新歌唱的牛漢、綠原等老詩人,以及舒婷等青年詩人的作品,呈現開放的中國青春煥發的氣象……除了那些與時代與民族緊密聯系的詩人,還有許多在詩歌藝術上作出貢獻的詩人,細數百年歷史可以開一個長長的單子,寫一部厚厚的專著。堅守中國新詩與時代同行的初心,不忘中國新詩與中華民族同呼吸、為中華復興而歌的使命,一定能產生這個偉大變革時代的偉大詩篇。

            責任編輯: 西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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